《中国慈善家》：你在《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一书中指出，智库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能否结合具体的案例谈谈?
卢咏：智库虽不是政府部门，却是美国决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比方说，许多总统和总统竞选人的高参均出自智库。对于相当一部分总统竞选人而言，他们不一定具备国家领导人的经历，也不一定有深厚的外交知识和经验，因此，在竞选期间，他们高度依赖智库专家来获取国内和国际问题的信息和策略。成百名智库专家被邀请服务于竞选人的政策研究特别小组或转型团队，赢得选举之后，这批专家中的一部分也会随之进入内阁，或任职于总统顾问委员会等。
例如，小布什1998年宣布竞选总统时，身边就围绕着保守派的外交政策参谋。2000年9月，总统大选之际，华府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发表了题为《重建美国国防》的报告，提出了“同时赢得多场战争”和“发展并部署全球导弹防御系统，以保卫美国及其联盟”等观点。耐人寻味的是，这份报告的主笔和支持者后来都成为了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班子中的关键人物，包括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沃尔福威茨。特定的历史事件又为智库推销政策观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这批小布什幕僚的思想奠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将智库的主张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行动。
《中国慈善家》：一般而言，这些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曾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智库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法有哪些?
卢咏：如果认为智库只是做研究的机构，那就太片面了。研究只是智库活动的一部分，研究所得的思想是原材料，而智库就如同一家“思想公司”，它开发、包装和推广思想产品，努力在意见市场的自由竞争中吸引忙碌政客和公众的眼球。它们发挥作用的途径包括出版公开的出版物、举办国际会议和研讨会等公共论坛、受邀参加国会听证会和在主流媒体上增加曝光率等。
比如，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在媒体和政府关系方面的预算约占其总预算的五分之一 ，它的公关部门的目标直截了当：“保证记者永远没有理由不引用至少一位保守派专家的意见，或者在他们的报道中至少有一些保守观点的存在”。美国媒体也离不开智库，记者时刻在为政策辩论寻找观点和阐释，智库就是他们现成的“发言人办公室”。
但是，智库的影响其实更体现在幕后。要真正影响决策，与政府内部建立私交和沟通渠道至关重要。这些渠道主要表现为智库的“旋转门”现象、为总统竞选人提供特别咨询、与国会保持密切联络以及私下的民间外交活动等。
我在智库工作时，感觉仿佛进入了政府内阁，同事大多先前就职于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政府机关。那里人员流动相当频繁，奥巴马走马上任后，很多研究人员转入政府任职，整个办公楼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智库便是这样一个通往政府的旋转门，起到了储备和周转政治人才的作用。旋转门现象能解释为什么智库会对政策产生深刻影响—要影响决策过程，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变为决策者本人。这也构成了美国政治体制的优势—思想与权力之间得到通畅的交流，方能促进国策制定的理性化和科学化。
《中国慈善家》：成立于1924年的布鲁金斯学会和成立于1910年的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基金会至今仍然位列世界智库前三。在这些老牌智库之外，美国近年来新崛起的、潜力巨大的民间智库有哪些?它们的特点是什么?
卢咏：美国智库从20世纪初诞生到现在，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900-1945年(没有学生的研究型大学)，1946-1970年(政府项目的承接者)，1971-1994年(政策倡议)和1980年至今(卸任总统的机构)。每一代智库的出现并没有取代先前的智库，而是新旧并存，新一类智库在确立自己市场优势的同时，也带动了传统智库的发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离职官员和成功企业家把智库作为他们参政议政的舞台。比如基辛格创办基辛格公司，保尔森创办保尔森基金会，索罗斯创办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等。这些专家在国际舞台上广受尊重，享有政治资本和软实力，他们以智库为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充当第三方组织者和调解人，为高层对话提供“第二轨道”，增进接触，加强沟通。今年9月，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西雅图联合主办中美企业家座谈会，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类智库具有开展民间外交的广阔潜力。
《中国慈善家》：从老牌智库到新兴智库，可以看出美国智库怎样的发展趋势?
卢咏：过去十年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智库的全球化。传统美国智库注重影响国会及其他国内决策部门，如今的智库则同时致力于走出华府，建立全球网络，与各国政治精英和意见领袖进行长期接触和沟通，为全球服务。越来越多的智库在海外设立办事处和代表处，发行多种语言的出版物，与国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联合举办国际活动等。
智库学者以其丰富的才学、政治经验和人际网络，并利用智库本身的资源和公信力，为推动世界交流与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国智库跟中国高校和研究部门开展合作研究项目或设立办事处、分支机构，都是它们“走出去”的很重要的形式。
《中国慈善家》：不同于美国智库绝大多数是民间智库，中国90%以上是官办智库，民间智库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影响力都仍十分有限。以美国的民间智库发展为鉴，中国民间智库在运作中存在哪些有待改善的问题?
卢咏：美国智库的一大特点是多元，多元不仅体现在政策思想上，也体现在问责对象上。它们作为独立的非营利机构，按照市场分配资源的原则运作，要服务和面对多个利益相关者，包括国会、白宫、其他政府部门、媒体和公众。它们还需积极培养和维持跟捐赠者的关系。在美国，智库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捐赠，政府的研究项目合同，捐赠基金投资的盈余，以及出版和会场出租收入等。
市场化经营为社会部门引入了自由竞争机制，使得智库不得不把受众和捐赠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这正是现代公益机构的最大优势。因为有了竞争和比较，才会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一些知名智库之所以能够成为意见领袖，离不开它们战略性利用资源的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这是中国智库发展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中国慈善家》：在美国，民间智库多有基金会提供资助。美国基金会资助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智库是基于何种深层的战略考虑?
卢咏：美国基金会历来广泛支持对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增进人们对经济、社会和国际事务的了解，是投资智库、高校、研究和文化机构的主力。美国最早设立的外交政策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是企业家兼慈善家卡内基本人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为掠夺资源所造成的生灵涂炭，从而萌生为和平事业提供资源的想法。如果没有基金会，美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将变得十分贫瘠。
现代社会里，基金会对于公益发展的深刻意义在于用更远的目光投资没有直接商业利益但有社会价值的事情。基金会是公益走向体制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象征，它提倡治本，就是我们常说的“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现代公益甚至更为雄心壮志，要改变渔业生态，改造社会。公益开拓者洛克菲勒认为，解决贫穷和罪恶光靠个人的零散施舍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找出造成贫穷和罪恶的根本原因，然后想办法解决它。这就出现了以基金会为代表的有组织、成系统的科学捐助方式，这种捐助属于“批发”，而非“零售”。
为了从根本上消灭贫穷和无知，现代公益应超越帮助个人的层面，不仅包括扶贫帮困、救急救难等传统慈善行为，还包括对人们宗教、教育、科学研究、医疗、文化艺术等非物质领域需求的满足，以及从发展层面对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等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等。
《中国慈善家》：对比于政府研究项目合同等其他形式的资金解决办法，基金会资助智库的特点和优势何在?
卢咏：一般来说，政府所支持的社会服务反映的是公众的普遍要求，例如，美国政府对基础教育和医疗系统的资助占政府总拨款的大部分。基金会的资助则是灵活的、多元的，有助于推动社会服务和思想产品的多样化，而且还具有着眼长期效应的特点。
基金会是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非营利机构，它的宗旨和战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历史连贯性，可以为特殊的，甚至是小众的项目提供长期投资。倘若没有基金会的支持，非营利机构则有可能会为了迎合政府或大众的需求，只开展那些能在短期内看得到成果的项目，所从事的研究和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会趋于狭隘和单一。
《中国慈善家》：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智库国际化的呼声和尝试也日渐多了起来，但其实际的国际化进程缓慢、发挥的影响力很有限。对此，你怎么看?有何建议?
卢咏：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中国正面临社会领域的深化改革与开放的问题。对于非营利机构，中国也要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法，在融合中求发展。中国需要在公益方面有更大的开放度，让国际上成熟的非营利机构在中国发展业务并与中国本土的公益组织扩大合作。
中国的非营利机构要走出去，关键是要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使其运营和管理模式能够与国际接轨，宗旨明确，运作专业，行政透明，才有可能与对方进行平等、互信、愉快的沟通和合作。中美公益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相信不一定只有一个模式是成功的，可能有很多模式都会出现也都会成功。但同时我也相信，美国的公益理念和长期积累下来的现成的非营利管理经验，还是有许多值得国内借鉴的地方。
事实上，这同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企业的发展一样，只有自身开放了，管理国际化了，才能登上世界的舞台，与各方建立对话与合作。中国公益组织也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智库是平台，能让中国思想走向全球。
本文原载于《中国慈善家》，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