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的美国慈善

六月 13, 2013

摘要金融危机并未击垮美国人从事公益活动的热情,然而却对人们的慈善行为和非营利机构的筹款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篇为读者全面展现美国非营利部门的图景及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归纳总结美国民间慈善行为的普遍规律和影响因素,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慈善文化和非营利部门的基本业态。文中详细说明在经济不景气、慈善需求增加的背景下,美国非营利机构在能力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发展。并且重点分析美国富裕人口的捐赠情况及趋势,以及女性在公益慈善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市场经济是一种非单一的经济体制,它来源于对多重制度和多元价值的综合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也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讲物质利益,而全然不受道德情操驱动的世界。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了四百多年,同样使用市场运作来配置资源,历经磨合和改革才走到今天这样体制与机制比较健全有效的地步。

美国的三大部门成为一个展现完整人性的体系共生共存:商业部门体现谋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政府部门体现对公共需要的满足,而非营利部门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它将私人兴趣和公共利益统一起来,以私人非物质需要最大化为驱动力来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非营利部门是人们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最根本的渠道和机制,它将私人财富转化为公共财富,把个人的社会理想付诸于公共性的项目,是市场经济中维系社会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配套产物。近年来,美国慈善事业在经济形势变动过程中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现代慈善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这种复杂的、相生相成的关系。

(一)悄然复苏中的美国慈善

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受到华尔街次贷危机重创,失业率高,房产贬值,非营利机构也一度深受影响,许多机构因为缺乏资金而倒闭、裁员或削减项目。然而最新数据显示,美国2011年的民间慈善捐赠总额较2010年相比增长了4%,达到2984.2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在最大的20家非营利机构中,有11家比2008年筹措到更多的资金[2]。这说明了两点。首先,美国人对自身经济状况有所乐观,使他们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增加慈善投入。其次,美国人的公益精神源于历史文化传统,是其价值观的核心所在,慈善捐赠尽管受到经济影响增长缓慢,却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逐步地走向复苏的道路。

1. 个人捐赠是慈善主力军

在美国,个人捐赠始终占民间慈善总额的绝大部分,是非营利部门最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2011年个人捐赠将近2177.9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了3.9%,是民间捐赠总额的73%。如果加上遗产捐赠(这一部分其实也属于个人财富)和家族基金会(个人设立的慈善基金)的话,来自个人的捐赠要占到民间善款总额的88%。

此外,2011年包括家族基金会在内的各类公益基金会的捐款占总额的14%,这一比例跟2010年相比没有变化。来自企业的捐赠(包括商业公司设立的企业基金会)占总额的5%,也与2010年持平。一般而言,美国企业捐赠占民间慈善总额的比例最小。

2. 公益投资热点:宗教和教育

在美国各类非营利性的公益机构中,教会组织和教育机构通常是民间捐款的最主要去向。2011年32%的善款捐给教会,这一比例比2010年下降了2%,总额下降1.7%。2011年13%的善款捐给私立教育机构,总额达到388.7亿美元,比例与2010年持平,总额增长了4%,这主要是得益于私立大学所获得的捐款有所增加。

其他获得捐款有所增加的非营利领域包括:社会服务(增长2.5%),医疗(增长2.7%),社会福利(增长4%)[3],人文艺术(增长4.1%),国际事务(增长7.6%)和环保(增长4.6%)等。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服务类机构的捐款增长率较2010年(增长9.7%)有明显下降,而对艺术、教育和社会福利机构的捐赠则稳步上升,这说明捐赠者不再像金融危机爆发初期那样,只专注于解决社会急迫需求,而是开始放长眼光,投资一些长期的公共项目。

3. 志愿精神持续高昂

截至2011年,在美国国税局登记的非营利机构超过160万家,这一数字还不包括许多教会组织和年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机构(按美国法律规定,它们无须向国税局注册免税)。其中从事宗教、慈善和教育等事务的公益性机构(即税号为501(c)(3)类的机构)有108万家,较2010年下降15.6%。2011年间国税局吊销了20万家持续三年未递交所规定报告的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它们多为小型而不活跃运作的机构[4]

2010年,超过26%的美国成年人(即6280万人)参与了志愿者服务,跟经济最低谷的2008年比起来上升了1.6%[5],他们为社会贡献了81亿个小时,合计价值约1730亿美元[6]。其中在教会服务的志愿者所占比例最高(35%),其次是教育机构(27%)和社会服务机构(14%)。可见,美国人的公益精神和经济走势很有关联,公民的公益精神是其生活质量提高的一种标志。

4. 慈善与金融市场

民间慈善行为和金融市场一样,是有周期性的,股票市场是民间捐赠的晴雨表。研究表明,当股指上升时,人们就更愿意慷慨解囊,向社会事业提供捐助,这对于高收入群体特别明显,因为许多高收入者都持有一定的股票资产。研究还发现,慈善捐赠受经济好转的影响比经济萧条时更大,也就是说,当经济走向正轨时,能较快地带动民间捐赠的回升。

总体上看,跟标准指数的动荡起伏相比,慈善捐赠的曲线要平稳缓和得多,并且捐赠情况通常在股市动荡1-2年后才作出明显反应。在1971-1996年间,捐赠额比标准指数高,直到1996年后发生变化。1999-2002年,尽管股市剧烈下跌,捐赠数额却保持相对平稳,略有下滑。当2007-2008年间标准指数暴跌时(下降40.7%,对通货膨胀作出调整后),捐赠总额仅下降了9.5%。标准指数在2010-2011年间下降了3%,而在2009-2010年间上升了10.9%,2008-2009年间上升了23.8%。

受经济低迷影响,2012年美国非营利机构和公益基金会的捐赠基金(endowment)的资产投资情况与2011年持平,投资回报率不到5%,在过去三年中的投资回报仍不足以填补在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所遭受的损失[7]。除了减少从捐赠基金提取资金、扩大向社会筹款之外,许多非营利机构采取投资组合多元化的政策,不仅把捐赠基金的资产投入到传统的股票和证券市场,而且也投资到风险较大、回报率较高的对冲基金和房地产市场等。所以,在市场经济制度成熟的国家,非营利机构的发展不但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也会积极利用金融市场运行来对资源进行管理,规避风险,实现公共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使得机构能够可持续性地为其公益宗旨服务。

(二)政策影响与前景 

从长远来看,美国的政策导向、文化传统和人口结构状况依旧为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

首先,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有增无减。经济不景气固然使得非营利机构筹措资金变得困难,但另一方面,这也正是公众最需要社会福利保障的时候,非营利部门面对着更多的社会需求和更广泛的客户群体,也在积极地维护行业自身的利益,显示其社会倡议功能。当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为“财政悬崖”的解决方案争论不休之际,近千家顶尖非营利机构和公益基金会联名上书总统及议会,反对改变捐款优税政策,同时呼吁政府保留用于基本社会保障的开支。在2012年的最后一天,两党终于达成解决“财政悬崖”的妥协议案,使非营利机构最为担心的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美国人捐赠款的抵税比例没有减少,抵税总量也没有受到更多限制,因此这一决议不会对人们的慈善捐赠行为产生多大的影响,美国对公益性非营利机构优厚的税法待遇和对私人捐赠的鼓励机制再次得到了保护。

具体分析,“财政悬崖”议案中有两点政策变化值得注意。其一,政府将向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美国人(或年收入高于45万美元的家庭)的高收入部分征收更高的所得税(从35%上升到39.6%)。许多研究认为,对年收入20万以上美国人/25万以上家庭提高税率,将造成慈善捐赠总额下降1%。现有法案将提高税率的收入门槛抬高了(从讨论中的20/25万提高到40/45万)抬高了,对慈善行为的影响就会小一些。其二,政府将向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美国人/45万美元以上家庭征收更高的资本利得税(从15%上升到20%)。这有可能促使高收入群体为了避税而向公益机构捐赠更多的价值易涨的资产,如股票、房地产和艺术品等,这样无疑为捐赠“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

其次,美国人依靠民间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从历史上看,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19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在国家灾难中出面,扩大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角色,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并提供更多的社会援助和福利项目。但是政府主导往往是特殊时期的权益之计,只要情况允许,美国人还是喜欢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自力更生,靠私营机构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事事指望政府。眼下的经济低迷也不可能剧烈改变非营利部门与政府的这一长期形成的“社会契约”。调查数据显示,半数以上(51%)的捐赠者预计他们将在明年提供同样水平的慈善捐助,愿意提升捐款额的捐赠者(28%)明显多于打算降低慈善投资的人(7%)[8]

再次,私人财富的转移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为非营利部门的长足发展奠定了资源上的基础。美国富人依旧乐善好施,尤其对于那些巨富来说,经济不景气影响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财务基础,反而为他们推动公益事业、发挥社会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近半美国富豪(46%)认为,全球经济的缓慢回转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慈善捐赠[9]。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美国现有大约413位资产上10亿美元的富翁,占全世界的40%左右,他们的总资产达到1.2万亿美元,现已有93人加入了盖茨和巴菲特于2010年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承诺将自己的过半财产捐献给公益事业。

而且,老一代富人将继续把他们的财产转移至子孙后代和非营利部门。据估计,在接下来半个世纪中,隔代转移的财产将高达55万亿美元,多数巨富会把他们的大宗财产转移至非营利部门,也就是将私人财富转化为公共资产[10]

此外,婴儿潮一代人(Baby Boomers)也是公益事业的热心支持者。婴儿潮一代主要指美国二战后至19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人口总数高达760万。他们中的许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具有较强的社会意识,能够为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出钱出力。

(三)加强能力建设:非营利机构的自我监管

经济不景气并未击垮美国人从事公益活动的热情,然而却对人们的慈善行为和非营利机构的管理和筹款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捐赠者对非营利部门的问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他们而言,做公益事业也是一种需要慎之又慎的投资行为,其回报并非商业利润,却是社会价值和影响力。私人的财富如果不捐出去,也要拿出来一部分缴税,让政府用于公共项目的,捐赠者自然期望非营利机构能够把他们的钱用在刀刃上,使他们所投资的民间项目比政府更有效、更高效地实现公益目的。当代美国慈善家普遍要求在短期内取得可持续性的效果,近半数慈善家(44%)希望在10年内就能看到他们公益投资的社会影响[11]

当捐赠者决定是否捐款时,个人经济状况当然是首要的考虑因素,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他们对受赠机构的信任度。调查显示,33%的受访者在2011年提升捐赠额度是因为家庭经济情况的好转,19%的受访者愿意捐得更多则是因为他们对所选择的受赠机构的表现十分满意,这一因素对于年长的、成熟的捐赠者来说尤为重要。

面对日益增长的慈善需求、资金压力和社会期望,美国非营利机构在能力建设方面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进一步增加对捐赠者的公开程度和透明度,增强机构治理的能力,以及与商业公司和其他非营利机构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

1.  提升透明度

很多研究分析表明,美国捐赠者眼下的普遍期望是在不给非营利机构增加过多行政成本和人员负担的情况下,有效地衡量他们所付出的公益投资的社会回报。也就是说,捐赠者不希望看到机构消耗大量的资源,花过多的精力组织捐款请求(如举办大型的捐赠者联谊活动和重复发送华美而不实用的筹款资料等),而是更关注于机构能以简单明了、生动形象的形式为捐赠者展示善款的去向及机构因此所取得的成就,提升透明度才是真正吸引捐款者继续提供支持的法宝。

越来越多的非营利机构通过网站公开信息。比如,非营利机构将每年递交给国税局的报表公布在自己或其他行业性网站上,方便公众查阅。不少非营利机构还在网站上刊登最近更新的章程,治理模式(如董事会的作用和组成、各个董事会委员会的章程、审计过程等),重要政策(如董事会和员工的行为准则、在利益冲突情况下的办事原则等),以及年度报告和财务报告。许多基金会在网站上列出近年来捐赠的项目、捐款额、为什么捐赠以及资助项目的成果,有的基金会还公布对其资产进行金融投资时的方略。

当下,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已经成为非营利机构提升能见度和透明度必不可少的补充渠道。据统计,93%以上的非营利机构目前运用社交网站,其中,脸谱(Facebook,98%)、推特(Twitter,72%)和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66%)被列为使用最频繁的社交媒体平台[12]。但是应该看到的是,社交媒体只是非营利机构营销、传播和筹款战略中的组成部分,它能有助于广而告之某项公益事业,但是它在筹款方面的作用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无法代替与机构支持者面对面、心与心的对话。例如,非营利机构在脸谱上做广告多用于提升机构及其项目的能见度(66%)和在社交媒体上建立受众群体(54%),而非用以筹款,目前通过脸谱筹得10万以上款项的多为年度预算在1-5百万美元之间的小型非营利机构(30%)。

2. 增强机构治理能力

在美国,非营利机构是私营机构,跟商业公司一样按市场竞争原则和法律规定运作,自负“盈亏”。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下,非营利机构需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取到捐赠者,就必须巩固社会信誉,加强自我治理、自我监督的机制。这已成为公益机构能力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

董事会是机构治理的主体,它具有法律义务来保证机构为宗旨和公益目的服务,守护机构的资产。董事会成员是机构的治理者、捐赠者、社交家及参谋,他们的公信力和人格魅力是非营利机构的一种核心能力。表5比较了在不同规模的美国非营利机构,董事会的基本组成状况、政策和筹款职责。

在2012年,越来越多的非营利机构开始遵照一些基本的问责性程序行事,包括制定利益冲突、检举和文件备份保留政策等。多数非营利机构的执行总监认为,他们的董事会在财务和法律监督方面的表现令人满意。超过半数的董事会(55%)进行了正式的自我评估,比2010年的调查结果增加了5%。71%的董事会在决定执行总监工资时参考同行的情况,72%的董事会全票通过执行总监的工资水平。62%的董事会成员认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责,这比2010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13]

3. 寻求新型合作关系

为了提高公益投资的效用,慈善家们除了创办自己的基金会之外,愈来愈注重与商业公司和其他非营利机构进行合作。对于非营利机构而言,为了提高机构业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在不断深化部门中和跨部门的合作。

从非正式的联盟到正式的兼并,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合作能带来许多优势。对于中小型机构来说,合作通常能够弥补它们资源的短缺,降低经验不足所带来的风险,能够让机构学习到新的管理技术,增强自身的能力和能见度;而对于大型的、比较成熟的机构来说,合作能够让它们开展更多的符合宗旨的项目,但同时不至于过多地分散它们的精力和核心能力。合作不仅有利于整合资源,降低成本,增强推广服务和筹款的能力,还能够促进机构间分享信息,加强彼此与时俱进,适应外界变化的能力。

在社会服务领域,非营利机构和商业公司之间激烈的竞争也随之带来了合作的机遇。许多非营利机构发现,以商业模式运作能够带来竞争优势,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它们的公益性宗旨;而不少商业公司则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将公益行为融合为公司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走上“社会企业”的道路,戴上了非营利机构的某些特征。非营利机构与商业公司共同意识到,它们的合作能为彼此带来互惠的利益,于是,它们携手成为伙伴,甚至建立起“合资公司”,将公益目的及“不分配利润”的属性跟商业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了形式新颖且多样的非营利和商业的统一综合经济体(non-profit/for-profit hybrid organizations)。

非营利机构通过从事某些商业活动,能够利用起资本市场的资源,增加收入,减少对不稳定的赠款和资助的经济依赖。对于商业公司而言,与非营利机构建立合作能够借助非营利机构的公信力来推广产品,提高经济效益及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新的发展趋势在于,非营利与商业活动的融合已经不是少数机构寻找缝隙市场的手段了,而是成为很多非营利机构普遍采用的战略。非营利机构和商业公司之间的合作也是当前全球萌发的新产业革命中(有人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种值得关注的组织机构发展变化新动向。

(四)高收入群体的捐赠 

如前所述,个人捐赠是美国非营利部门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其中,富裕人口(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更是维系公益慈善顺利运作的中流砥柱,业界通常认为,来自个人的高额捐赠是非营利机构获得关键经费最为高效的途径。因此,领会高收入群体的想法和做法对于深入了解美国、乃至全球范围的慈善活动至关重要。

1. 志愿与捐赠齐头并进

2011年,绝大多数美国富人(96%)都继续提供慈善捐赠,其平均捐赠额占家庭总收入的8.7%,平均每户达到52770美元。对于美国普通公众而言,比例就明显较低——65%的普通公众参与慈善捐赠,平均捐赠额一般占家庭总收入的3%左右[14]

大多数美国富人(89%)也参与志愿服务,三分之一以上的志愿者贡献了至少200个小时于公共服务之中,其中担任董事会成员是最主要的志愿活动(61%),其次是活动策划和筹款(均为约48%)。跟2009年的研究相比,富人捐赠总额下降3%,但是志愿者人数上升了10个百分点。研究显示,参加志愿活动越多的富人,捐的钱也往往越多。

高收入群体普遍对民间公益存有信心,认为通过非营利机构(91%)和个人(90%)的努力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只有25%的高收入群体认为政府才有这样的能力。73%的富人表示,他们愿意出资的最重要原因是感到他们的捐款能够起到改变社会的作用,76%的富人称他们在慈善活动中获得了成就感。他们最热衷于支持教育(占全部捐款去向的约80%),其次是私人基金会等资金中介组织(23%)和教会(13%)。从高额捐赠的去向来看,36%的富人将他们最大的一笔善款捐给教会,25%的富人捐给教育机构。

2.  慈善家年轻化

2012年,美国最为慷慨的慈善家分别为:1)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捐赠31亿美元);2)脸谱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夫妇(4.9亿美元);3)对冲基金管理人约翰·阿诺德夫妇(4.2亿美元);4)微软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3亿美元);5)谷歌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夫妇(2.2亿美元);6)房地产及媒体大亨莫蒂默·扎克曼(2亿美元);7)已故企业家弗雷德·菲尔茨(1.9亿美元);8)投资家卡尔·伊坎(1.5亿美元);9)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董事长谢尔登·阿德尔森夫妇(1.43亿美元);以及10)已故电影制片人大卫·冈德拉奇(1.4亿美元)[15]

跟往年比起来,慈善家呈年轻化趋势。在排名前五位慈善家中,有三对夫妇年仅40岁以下。最年轻的当属才28岁的扎克伯格及他的27岁的华裔太太普莉西拉·陈,他们捐赠给硅谷社区基金会。这些慈善家们年纪轻轻就创业成功,与老一辈慈善家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是“边赚边捐”,在退隐商场之前就开始大规模地回报社会,为非营利部门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美国慈善文化的成熟和深入也可见一斑。

3.  慈善方式愈加战略性

近年来,高收入群体越来越习惯于以战略性的思维方式来决定善款的分配,以往那种“一时兴起”式的捐赠行为减少了。大多数富人在2011年有捐赠战略和计划(71%),并且有捐赠预算(61%)[16]。他们力求将赠款投入于最有可能产生广泛、深刻、持久影响力的地方,他们较为清晰地明白什么是自己最为关切的地域和领域。

这种战略性慈善方式得以发展的部分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高收入群体将大量的善款捐向基金会、慈善基金、捐赠者定向基金和公募机构等资金中介组织,由专业人员协助调查、评估和确定捐赠的方向。19%的高收入人口捐赠给资金中介组织,比2009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

高收入群体在制定慈善计划的过程中,多数会征求一些外部、即第三方专业人士的建议。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他们的经济顾问和会计,此外还会咨询财产规划或非营利领域的律师,以及他们的慈善家同行。越来越多的富人也会咨询非营利管理方面的顾问和非营利机构的专业从业人员。

制定慈善战略也是一项家庭决议。据统计,近半数高收入家庭(46%)的夫妻共同商议决定捐赠去向,在有子女的高收入群体中,三分之一的家庭也向子女征求意见。

4. 推动非营利机构的能力建设

在非营利机构的筹款过程中,恐怕最难筹措到的就是那些能够用以维持和扩大日常运作的资金,因为捐赠者往往更希望资助那些特定的、能直接看到成果的公益项目,而对于提供机构维持或增加行政成本的资金则兴趣不大。但事实上,任何非营利机构都需要充足的运作资金来得以长足的发展,这包括加强执行项目和启动新创议的能力,雇用和培训人才,扩大服务市场,更新设备,规避财务风险等需要,这些需求在经济低迷时期尤其突出。

美国富人似乎看到了这方面的迫切需求,美国富人似乎看到了这方面的迫切需求,越来越多的富裕人口开始乐意为机构提供日常运行和内在能力建设的资金。2011年,60.9%的富人将他们最大的一笔赠款用来支持受赠机构的运作,这比2009年上升了5%,另有20.7%的富人将最高额赠款用来支持机构的发展。图6列出了高收入群体在2011年所捐出的最大一笔赠款的使用目的。

(五)女性在慈善中的角色

2012年,美国最大的女青少年活动组织女童军协会,在其百年诞辰之际,集中社会资源,发起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为女孩而战”的公益募款活动,目标为十亿美元。这个活动力求加强社会各界对女孩和妇女问题的关注,特别侧重于动员女慈善家和曾经加入过女童军的5千万女性为培养女孩领导力的项目捐助。在美国,50岁以上女性控制着19万亿美元的资产和全国五分之四的金融财富,目前全世界27个国家共有165个专门致力于为女性和女孩筹款的基金会。女性在公益慈善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最新研究表明,尽管女性总体收入低于男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维持晚年的退休金相对较少,但是年纪较大的妇女(婴儿潮一代人或之前)无论拥有多少财富,都比男性更愿意为慈善机构提供资助[17]。跟年轻一代比起来,婴儿潮一代或年龄更大的美国人更有可能捐助慈善事业,他们的平均捐赠额也更高(见图7)。其中婴儿潮一代掌握着美国90%的净资产和78%的金融资产[18],据估计,到2030年婴儿潮一代中半数以上人口将是女性(54%)[19]。最早出现的为女性事业筹款的基金会也都是由婴儿潮一代的女慈善家创办的,例如得克萨斯州石油大亨亨特(H.L.Hunt)的女儿海伦•亨特(Helen LaKelly Hunt)和思婉尼•亨特(Swanee Hunt)开拓了“女性转移百万”的募款活动,鼓励女性为女性基金会提供百万美元以上的赠款。由此可见女性捐赠者对慈善事业发展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

不仅年长的女性乐衷于慈善活动,研究还表明,普遍而言,单身女性比单身男性更愿意为慈善机构提供资助,平均资助额度也较大[20]

在高收入群体中,女性比男性更坚信非营利机构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并更积极地参与社会志愿服务[21]。在慈善方式上,高收入女性更具有战略性和计划性。跟男性比起来,她们不太愿意在公益投资上冒险,39%的高收入女性说她们不愿意承担风险,比男性高出16个百分点。在决定是否捐赠时,她们比男性花得时间长,做得研究更细致。这表现在她们比男性更看重于个人在受赠机构的参与程度,包括志愿服务或曾经受益于这一机构服务的经历。这也表现在她们更重视非营利机构的营销和传播水平,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机构的运作状况和社会影响。在捐款之后,高收入的女性捐赠人比男性更注重受赠机构能够负责任地使用资金,强调有效、高效地实现公益目的。她们的期望包括:尽快收到赠款收据和感谢信,受赠机构不可随意散布捐赠人的姓名,妥善安排用于支付行政成本的款项,经常提供有关机构成就和项目影响力的最新信息等。这些都是非营利机构在制订和执行筹款战略时需要充分考虑的因素。

(六)小结

自17世纪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北美大陆起,民间公益机构就始终是满足美国人社会生活需求的主力。在金融危机风暴过后,美国人仍然保持着对民间公益的热情支持,慈善捐赠缓慢恢复,非营利部门继续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导力量。无论是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还是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考量,这种趋势很有可能持续下去。非营利部门将在美国社会和公共领域中担当更为显著的角色,不仅规模会扩大,而且重要性也会上升。

在美国,非营利机构跟商业公司一样,市场经营,自由竞争。但是非营利机构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机构控制者和管理者获取个人经济利益,它们所竞争的并非利润,而是实现公益宗旨的有效程度。它们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公众的自愿捐赠,公众就是它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需要争取的投资者,信誉是它们的安生立命之本。在经济低迷、社会需求增多的大环境下,美国非营利机构在管理和筹款方式上作出积极调整应对,进一步提升对捐赠者的透明度,加强自我监管,与慈善家、商业公司和其他机构建立适合新时期需要的合作关系,努力扩大能力建设。

目前,中国的商业领域正在迅速全面地向市场制度转型,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领域也应该逐步向市场型的现代社会转型。中国的公益机构要证明其社会价值,必须要提高专业化水平,提升内部治理能力,提高公信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非营利机构的运作经验必能为中国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慈善事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1] 赠予美国基金会(Giving USA Foundation):《赠予美国2012年年度公益报告》(Giving USA 2012:The Annual Report on Philanthropy for the Year 2011),第3页及33页。

[2] 《公益期刊》(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美国顶尖慈善机构努力走出低谷》(“America’s Top Charities Struggle to Recover from Downtown”),2012年10月14日。

[3] 在赠予美国基金会的报告中,社会福利机构包括(1)民权和社会行动机构;(2)社区发展机构;(3)公益志愿机构;(3)公共事务机构;(4)科技组织以及(5)社会科学组织。

[4] 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2012年数据。

[5] 全美及社区服务公司(The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2011年美国志愿情况》(Volunteering in America 2012)。

[6] 美国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志愿服务时间的国家价值》(“National Value of Volunteer Time”),2012。

[7] 《公益期刊》:《动荡的市场打乱非营利机构捐赠基金的投资回报》(“Rocky Markets Rattle Nonprofit Endowment Returns”),2012年11月11日。

[8]  西格纳斯应用研究:《2012年西格纳斯捐赠者调查》(The 2012 Cygnus Donor Survey),2012年6月。

[9] 《福布斯》杂志:《改变世界的公益新一代》(Next-Generation Philanthropy: Changing the World),2012年。

[10] C.卡平特(C. Carpenter):《财富转移可能超出预计》(“Wealth Transfer May Be More Than Expected,” 《非营利时报》(The Nonprofit Times), 1999年12月。

[11]  《福布斯》杂志:《改变世界的公益新一代》,2012年。

[12] 非营利社交网络调查公司:《2012年非营利社交网络基准报告》(2012 Nonprofit

Social Network Benchmark Report),2012年。

[13] 董事资源协会(BoardSource):《2012年非营利机构治理指标》(Nonprofit Governance Index 2012),2012年。

[14] 《2012年美国银行富人慈善研究》(The 2012 Bank of America Study of High Net Worth Philanthropy),2012年11月。在这一研究中,富裕人口定义为家庭年收入高于20万美元或净资产高于1百万美元的美国人(不包括主要现居房的价值)。

[15] 《公益期刊》2012年“慈善50排行榜”。

[16] 《2012年美国银行富人慈善研究》,2012年11月。

[17] 印第安纳大学妇女慈善研究所:《2012年的妇女捐赠》(Women Give 2012),2012年8月。

[18] 婴儿潮一代妇女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aby Boomer Women):《关爱能力》(Capacity for Care),2012年。

[19] 戴蒙(Damen, M.M)、米昆(McCuistion, N.N.):《妇女、财富和捐赠:婴儿潮一代的传统美德》(Women, Wealth and Giving: The Virtuous Legacy of the Boom Generation),新泽西霍博肯,John Wiley & Sons出版社,2010年。

[20] 印第安纳大学妇女慈善研究所:《2010年的妇女捐赠》(Women Give 2010),2010年。

[21] 印第安纳大学:《2011年高收入女性的慈善行为及其捐赠网络影响研究》(Study of High Net Worth Women’s Philanthropy and the Impact of Women’s Giving Networks),2011年12月。

本文原载于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5月出版发布,作者卢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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